“中国强大的新的专业化城镇越来越成为最适合下订单的地方”
　　中国产业集群的规模和影响力实际上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这里仅举一例。
　　在江苏扬州杭集镇3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80多家牙刷生产企业和1600多家牙刷相关企业，2万多人从事与牙刷生产相关的工作，一些企业除打造自己的品牌外，也承接了国外企业的订单。国外的大型零售商和采购商将大量的订单下在了中国的产业集群中。《纽约时报》曾对中国做了这样的报道：“从纽约到东京的买主希望能够一次性采购50万双袜子,30万条领带，10万件童装，或5万件36B的胸罩……中国强大的新的专业化城镇越来越成为最适合下订单的地方……在那里，集群或网络中的企业相互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发展技术，共享集中性供应中心的便利。”
　　长期以来，欧美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指责中国通过压榨廉价劳动力、政府补贴和操纵汇率向世界倾销商品。他们却完全看不到在生产中能够提高效率、控制成本的集群力量。中国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已经得到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中国纺织工业行业协会率先在十个左右纺织服装集群内选择百家骨干企业建立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对上千家中小纺织服装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培训，通过自律树立企业、行业良好形象，营造公平贸易环境，构建负责任的供应链，以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
　　2007年11月23日，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称《若干意见》)，在自主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转移等方面对国内产业集群的发展提出了宏观指导意见。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在于表明了中央对于目前产业集群的认识和基本态度。
　　时尚的集群与混乱的概念
　　国家或区域竞争优势产业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在一些地方，例如美国的电影产业在好莱坞、意大利的毛纺织在普拉托，相关企业在地理上靠近而且能充分互动，大量相关行业的人才和技术集聚到一定规模会释放出创新的能量，这些地方就是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下文简称集群)。世界财富主要是在这些专业化区域内创造的。
　　在特定的产业领域，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在地理上集聚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也很普遍。根据我们对中国沿海和中部15个省份的不完全统计，同行业的企业集聚的区域有五百多个，专业化非常显著，有大沥铝型材、陈村花卉、古镇灯饰、永康滑板车、洛舍钢琴、安陆粮机、大芬油画、王庆坨自行车、新都家具、澄海玩具、泰达微电子等等，举不胜举。这说明企业获得效益不仅在于内部效率，还取决于企业的外部，从集聚中获得外部经济，从而降低成本。
　　这些集群内，供应商和制造商邻近，专业劳动力市场发达，通过分工合作，创造了低廉的成本。区域之间的分工也越来越清晰，温州的男鞋、成都的女鞋、晋江的运动鞋……中国两万多家鞋业企业集聚在以东莞、温州、晋江和成都为中心的四大鞋业基地。
　　在江苏扬州杭集镇，大规模的牙刷生产吸引了相关企业，例如生产聚氯乙烯材料的琼化集团和生产包装材料的山鹰纸业(2.11,-0.02,-0.94%)等，也吸引了生产牙膏的广西著名企业两面针(5.50,-0.09,-1.61%)集团。外部经济导致了成本的降低，在这里一支牙刷的成本只有不到五分钱。跨国公司高露洁兼并三笑集团的牙刷业务，将世界牙刷生产基地放在了杭集，这促使本地的五爱、明星、杰英特等初具规模的牙刷企业不断谋求创新，申请了大量专利，带动了大量小企业甚至家庭作坊的发展。如今杭集牙刷产量占国内市场的80%和国际市场的30%。牙刷产业又催生了从事宾馆用一次性旅游用品生产的大批企业。
　　但是，中国的大多数集群并不是建立在基于创新的竞争优势上，更多的来自于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但在国内集群成为时尚的今天，概念的混乱还不仅体现在创新性集群与低成本集群的混淆，集群还与其他概念缠在了一起，如专业化城市、特色产业部门、产业链、工业园区……以“集群”的称号出现在政府的红头文件和规划文本中，有的只强调了企业在地理上的邻近，如工业园区；有的只看到了企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如产业链；有的只停留在对产业特征的简单认识，如专业化城市和特色产业部门。以“打造产业链”等为目标的集群政策可能因为目标和认识的错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难以实现预期。一些集群发展中存在着缺乏科学规划、自主创新能力欠缺、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环境污染严重等许多问题。
　　成功的集群往往是自发形成的，但政府对集群进行积极引导和调控也很必要。我国沿海地区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群，早期的发展过程与地方政府的支持有密切关系，比如，杭集牙刷企业中的三笑、五爱和明星等许多企业，早期都是以乡、镇集体企业的名义发展起来的。地方的政府官员为这些乡镇企业积极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地方政府通过创建交易市场、举办交易会，扩大了企业的销售渠道，吸引了众多上下游企业进入，还促成了地方集群品牌的形成。此外，地方政府的科技和经济部门还在这些专业城镇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等共性技术支持平台，有效地促进了集群发展。
　　集群升级，摆脱价值链的低端位置
　　集群的优势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中国服装工业协会、中国珠宝产业协会等很多领导部门和协会的重视。集群发展战略正在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产业及科技发展政策中。例如，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先后认定了一百多个纺织服装集群，其中以服装为主如广东的虎门休闲装、大朗毛织、均安牛仔、盐步内衣，福建石狮休闲装，浙江的温州男装、宁波西服等。中国皮革协会认定了8个皮革特色区域，有温州、海宁、花都(狮岭镇)、辛集、桐乡(崇福镇)、肃宁、成都(武侯区)、重庆璧山等。深圳罗湖、广州番禺等十几个专业加工珠宝的市镇也引起了中国珠宝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在2007年6月认定了157个特色产业基地和50个集群试点。此外，一些跨国公司也密切关注我国集群对其决策的影响。
　　近几年来，一些省份对集群发展提出了目标要求、指导意见和配套政策。2004年，福建省出台了《关于加快产业集聚培育集群的若干意见》，之后又公布了《金融信贷支持福建加快产业集聚培育发展集群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05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集群升级示范区建设指导意见》；河北省出台了《关于加快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2006年，湖北省出台了《关于促进重点成长型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集群也已经受到了中央一级的重视。2005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及要“推进专业化协作和集群发展”。
　　要在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政策中正确地全面运用集群发展战略，当务之急是从宏观上把握我国集群发展动态。我国目前主要是依靠降低成本而生存的低端集群，这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但是在对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方面，作用还并不大。如果不注意集群的升级问题，将是很危险的，会造成产业衰退。其实，那些不景气的老工业区也是一种产业集聚，所以并不能继续打造低端的产业集群。
　　两个月前国家发改委下发的这份《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于我国集群发展现状的认识是客观合理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集群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和载体”，但是，国内集群大多数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较低，缺乏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因此，自主创新对于现阶段许多集群是非常紧迫的任务。《若干意见》中提出的“促进传统集群加快由委托加工(OEM)向自主设计加工(ODM)、自主品牌生产(OBM)转变”、“引导企业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加强产学研联合”、“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等方面的建议是适宜的。地方政府结合这些建议和本地情况可以采取或强化一些措施，包括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规范技术贸易市场、设立技术服务中心和鼓励企业向国外企业学习等等。
　　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service，又称生产者服务业)方面，《若干意见》主要强调了第三方信息平台、现代物流体系、职业培训机构等方面，对于金融、咨询、法律等服务业没有强调，而这类服务业是否能得到发展是集群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生产性服务业是逐渐衍变出来的，而不是凭空打造的。
　　集群中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缺乏、行业过度竞争而压低成本的问题，迫切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服务。这一点《若干意见》中没有提到，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欧新黔副主任在亚欧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了，这是集群发展中的一个关键。
　　《若干意见》中将产业转移单列出来，有非常强烈的现实背景。这几年来，沿海许多集群中的企业由于受到了土地、能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纷纷转移到了中西部，甚至转移到了越南等国。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产业转移是应该提倡的。最近，中央也积极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比如商务部和海关总署2007年8月联合发布44号公告，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并且对东部和中西部实行了差别政策，东部实行“实转”的同时，中西部仍保留原来“空转”政策，以促进相关企业向中西部迁移。《若干意见》也对产业转移采取了鼓励的态度，但特别强调了产业转移中的污染问题，“禁止‘两高一资’和已明令禁止的落后生产能力转移”。
　　在实际的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涉及包括迁出地和迁入地两个或多个地区，相关的政府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和合作，在产业转移方式上不断创新，引导产业转移的节奏和规模，比如广东省的“产业转移园”建设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到目前为止，《若干意见》是中央对于集群提出的最明确、最系统的一部文件，对于各地集群的政策法规和规划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应该看到的是，我国的很多集群处在全球采购价值链中最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距离创新性集群的路子还很遥远。在《若干意见》出台之后，要提升集群的竞争力，地方政府不能只是做一般性规划，或对中央政策的简单传达，要真正下工夫弄明白企业的需求是什么，培育创业和创新氛围？这是集群发展最关键的问题。
　　王缉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国际地理联合会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指导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产业集群和区域发展方面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现代工业地理学》、《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等。